【摘要】笙在中国历史上代不绝书，被文献描述成“凤律之首”。笙在西去百年后，其发声原理促使手风琴的产生，又因为丝路交流等历史因由，而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西去的“笙”与东来的“手风琴”，在交流中同根而不同枝、同源而不同流，西去的“笙”，其“仪式”之“声”的功用消解，而以其本初的发生之“道”，化为普世之“乐”。这其中的借“道”而新“生”的智慧，恰恰是我们面对新时代丝路的发展，应该深切思考的主题。
【关键词】丝路 文明互鉴 笙 手风琴
不同文明“样态”在同一“样式”语境中对话、交融，在历时和共时的时空中实现文明互鉴与交流，这是丝路文化历史长河中的经典镜头，也是文明互鉴的典型案例。十九世纪初中国的笙西去到欧洲，刚刚进入到浪漫主义时期的欧洲大地，工匠们根据自由簧的发音原理研制了不同类型的手风琴。一百年后，这件被西方人称其发生原点在中国的乐器，又以其不同方式回流故里并且再次枝繁叶茂的生长在中国，还以独有的方式承载起了中外交流的不可替代的使命。
中国笙的西去与手风琴的东来，其借“道”而“生”的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轨迹，正是丝路历史之于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精神脉络上如何寻求共识的经典回答。
一、 手风琴的发生（声）——历时中的笙
笙是中国古老的簧管乐器，能奏和声，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自由簧（簧片小于簧槽）。上古时期的《尚书·益稷》就有这样的记载：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由此看出笙的出现几乎与中华民族文化是同步的。说明：在构成和谐乐章所用乐器的中，笙是必不可少的一个。
周朝的《诗经·鹿鸣》也有描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诗经·小雅·钟鼓》：鼓钟钦钦，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诗经·小雅·宾之初筵》籥舞笙鼓，乐既和奏。
上述《诗经》三例，说的是笙在宫廷宴乐中的应用。还有不同时期大量的文献描述中国笙的形制材质表演方法和功能等等，比如：《周礼·春官宗伯·笙师》：“笙师掌教龡竽、笙、埙、籥、箫、篪、笛、管，舂牍、应、雅，以教祴乐。凡祭祀、飨射，共其钟笙之乐。燕乐亦如之。大丧，廞其乐器；及葬，奉而藏之。大旅，则陈之。”这说明：在周人观念中，笙是“竹（匏）部乐器”（多为管乐器）的代表。
先秦时期，古人对“八音”的有多种认识，比如《白虎通·礼乐》引《乐记》云：“八音：土曰埙，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丝曰弦，石曰磬，金曰钟，木曰柷敔。”该书还指出，另一种观点认为笙是“八音”之首，即“笙、柷、鼓、箫、埙、钟、磬”两者顺序不同，所选乐器代表也有差异，但都含有笙。这说明，早在先秦时代，笙就是雅乐演奏不可或缺的乐器。事实上，中国历代雅乐，尤其是官方仪式音乐和宴飨音乐都大量使用了笙。比如《仪礼·乡饮酒礼》：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乐《南陔》、《白华》、《华黍》。主人献之于西阶上。一人拜，尽阶，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阶前坐祭，立饮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众笙则不拜。受爵，坐祭，立饮。辩有脯醢不祭，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
这则材料详细记载了仪式过程中笙的方位、运用的环节、演奏的曲目等。此外，笙在雅乐中的应用还大量见于《仪礼·乡射礼》、《仪礼·燕礼》、《仪礼·大射礼》、《礼记·檀弓》、《礼记·月令》、《礼记·名堂位》等先秦典籍，以及《汉书·礼乐志》、《隋书·律历志上》和《礼记·乐记》、《旧唐书·礼乐志》《明会典》《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等诸多重要的历代典籍之中。记录笙之应用的古代文献唾手可得，这里不一一赘述。
在中国古代，大笙为“芋”，小笙为“和”，和字左禾右口，意为“相应也”，互相唱和的意思。直观的意思是：禾代表一个管子，口代表吹。吹出的声音具有和美的状态，比如能准确测定律就是最为重要的和美。《论语·学而》说：“礼之用，和为贵。”《礼记·中庸》云：“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国笙就是在古代，准确的说在上古时期不仅出现了并且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后来的每个时期大部分重要文献都有对笙的记载，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符号。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笙在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无孔不入。神话传说、宫廷雅乐、祭天祭祖、世俗生活、婚丧嫁娶，都有笙的身影，而代不绝书的“笙”，甚至从形而下的乐器走向了形而上的哲学。被文献描述成“凤律之首”。
问题出来了，没有丝绸之路，东西方是没有接触和交流的，中国古代笙的声和形，恰恰就是后天出现手风琴的唯一原因，这个道理在下节中解释。
二、 手风琴的播散——共时中的手风琴
欧洲在中国笙进入以前，簧乐器是不成族的，也可以说还没有自由簧的出现。巴尼斯《超越时代的乐器》（1961年）认为笙的传入改变了这一历史：1777年，法国传教士若瑟·马利·阿米奥神父（Pere Amiot 1718---1793，中文名钱德明，又名王若瑟）将他一些重要的物品，如在中国所著的关于中国乐器的一部专著，及一支中国的笙，寄到巴黎。
中国笙西去欧洲后，引起了簧乐器制造家的极大兴趣，关于这个事实，欧美权威词典都有收录，比如《不列颠百科全书简编》说：“中国的笙……18世纪传入欧洲，是引起欧洲发明使用自由簧片乐器（包括手风琴、六角手风琴、（簧）风琴及口琴）的重要原因之一”，并说“本条目所述各种乐器（笔者：特指簧类乐器），看来有一个共同的先驱甚至是祖先，即中国的笙。”
俄国人阿·米列克的《键盘式手风琴演奏教程》（1973年）曾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这一过程，概括地说：
（一）十八世纪中叶，著名音乐家依·维立德在圣彼得堡演奏了中国传统乐器——笙。这场表演激起了赫·格·克拉琴施坦的兴趣。后者进行了簧片震动的实验，并帮助管风琴师吉尔施尼克制造了一台“风琴”，这部乐器用小簧片代替了原来笨重、巨大的管子。1780年，吉尔施尼克带着他的风琴来到彼得堡。
（二）同时期的风琴演奏家格·依·福格列尔得知了这个消息，他在华沙定做了一个类似的乐器，但它的结构更加完善，并命名为“自动风琴”。福格列尔曾带它到一系列欧洲国家，包括大不列颠英国在内，成为新的发音方法的推广者。
（三）1822年柏林的弗里德里霍姆·布什曼诺姆发明了第一个用手拉的风琴。
（四）1829年，奥地利风琴巨匠基里尔·达米安成功设计制造了由左手用和弦伴奏的手风琴，并将它命名为“手风琴”。
一个发音原理的西去，带来如此深远的效应，确实连法国传教士本人都无法想象。刚开始出现的，都是手风琴的雏形，真正被称之为Accordion(手风琴)的制造者，是出自奥地利制造家基里尔·达米安（1772----1847）手中并注册专利。同时也有许多管风琴与自动乐器制造师纷纷加入该研制行列，到19世纪初就形成了以自由簧为原理的一大群全新乐器并传遍欧洲。
当时按照规格和种类，从结构、形态上大体分为四种：1、全音阶手风琴。2、半音阶手风琴。3、键盘式手风琴。4、键钮式手风琴。其中前两者在演奏上存有缺陷，跑动不自如，转调也困难，未能普及。并行发展的后两种在一百多年间迅速推广到了全球各地，自然也就东来到了拥有共同血缘的中国大地。
如今在西方著名的手风琴公司，产品展销中心的核心位置都供着一个特制的中国笙，以此强调人们不忘根本和源头。这里需加说明的是，自由簧传到欧洲之前他们也有簧片乐器，但都是固定簧，乐器也是体积超大不易搬动，演奏起来十分不便。中国笙的西去正是欧洲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进入到浪漫主义时期，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中国笙的发声之道，对追求自由平等的欧洲人显示了强大的吸引力。衡量是不是一个好的文化，要看她的外向传播能力，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的笙显示出极强的文化适应能力，也形象地说明中华文明渊源流长的奥秘所在。
20世纪初，西洋音乐向全球推广，手风琴自然就进入到了中国。手风琴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到中国的呢？大约有三个路途：一是丝绸之路的通商途径。在经商活动中有些商人个人爱好随身携带手风琴，有些商人用于招揽顾客之手段，有资料记载“20世纪之初在山东聊城农村演‘谢雨戏’的庙会上，看到耶稣教徒吹有簧的铜喇叭传教，卖野药的江湖人士和卖梨膏糖的人拉手风琴……。”第二是伴随着八国联军的舰艇利炮进入国内，欧洲人特别是俄罗斯民族的性格决定了这些。第三就是中俄边境（哈尔滨、伊犁等地）不仅有大量的文化交流，而且都有为数不少的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凭着他们整体民族对手风琴的狂热，生活的必备品自然带到了中国。
上个世纪中叶，第一批中国手风琴演奏家出现了，他们大都产生在军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时这些手风琴大多是缴获品，最初有兴趣的人们（后来的演奏家）在部队火热的生活中逐渐成长，练习、拉歌、伴奏、鼓舞士气，正是在这样一种自力更生、实践生活、甚至是战斗需要的熏陶、磨练中，出现了一大批演奏家：张自强、任士荣、杨文涛、曾键等等。回想那段激情岁月，手风琴的滥觞，在没有科班专业指点的这些演奏家们，依然扛鼎世界手风琴文化世界，会不会正是百年前中国“笙”的流变之“道”的恩泽与启示呢？
再后来艺术院校有了手风琴专业，培养了一大批手风琴表演的学生，教师中王域平、张子敏，李敏、吴守智等都是佼佼者。这时还创作了一大批手风琴优秀作品：《打虎上山》《牧民歌唱毛主席》《我为祖国守大桥》都是脍炙人口。天津鹦鹉牌手风琴和上海百乐牌手风琴家喻户晓，每年出产六万多架还供不应求。
这里还要不得不提到的事实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西洋乐器都被称之为“封资修”砸碎了，恰恰留了一件同是西洋乐器的手风琴。当时的乌兰牧骑都是手风琴伴奏，方便、轻装、自成乐队。当时超出“五度相生”的也唯有手风琴。或许正如前文所述，会不会是手风琴发声之源——中国古老“笙”的召唤，冥冥之中提醒我们：手风琴的发声之“道”在中国。
由此看出，中国笙对手风琴的出现是源与流的关系，没有源哪会有流？她们之间不一定是传承关系，但借鉴了中国笙的发音原理才出现了东来的手风琴，这个缘由中外同行都公认，没有中国笙就不会有西方手风琴。没有东西方的交流更不会有今天这种典型现象。更说明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互鉴是双向的，多向的。
三、 丝路智慧的凝结—笙的西去与手风琴的东来
从上述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明确这样三个基本认识：其一、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特别的符号，不论是世俗文化还是精英文化、不论是宫廷燕乐还是民俗酒巷、红白喜事，笙都是一般存在，而在代不绝书的文献典章中，笙从生活乐器上升为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象征的“仪式”之“声”。
其二，笙因为传教士的发现而远涉重洋，在西去百年后成为一种崭新的键盘乐器，所谓“崭新”，正是因为西去的“笙”，身形具消空有余音，而这种崭新的被命名为手风琴的乐器，又因为丝绸之路商旅行为、战争更迭、族群迁徙等历史因由的加持，而迅速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为世界各国人民喜爱。
其三、西去的“笙”与东来的“手风琴”，在交流中同根而不同枝、同源而不同流，西去的“笙”，在奥地利人的拆解、打磨下，其“仪式”之“声”的功用烟消云散，而以其本初的发生之“道”，嵌进键盘按钮当中，化为普世之“乐”。这其中的借“道”而新“生”的智慧，恰恰是我们面对新时代丝路的发展，应该深切思考的主题。
我们应该赞同“交汇、交融是丝路文明的首要特质”的观点。比如被季羡林先生论断为世界四大文明的唯一交融地的新疆，我们一直认为开放、包容、尊重、欣赏是其地域文化的主要特征，四大文明与丝绸之路所占有的巨大文化空间，使得我们在论及处于丝绸之路核心区的新疆文化时总是有放眼世界的感觉，悠久的历史演绎了一部以文化多样性交流为永恒主题的大戏。说到这里有一个提示；新疆恰恰也是手风琴的融合地，没有一个民族不接受不喜欢。民歌离不开手风琴，手风琴伴随着民歌而发声。
我生活在新疆，其中一个生动而有趣的事实，就是我们可以在今天伊犁维吾尔民歌的演奏中、在塔塔儿尔族的踢踏舞蹈中、在锡伯族撒班节的欢乐里、在伊犁哈萨克婚礼舞蹈中，我们都能看到“手风琴”的声影，在那些各种各样的弦乐、弹拨乐、打击乐器中这个唯一的“西去”又“东来”的键盘乐器，毫无“违和”之感，代之而有的却是那隔却百年后，久违地象征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仪式之“乐”。
西去时，其仪式之用灰飞烟灭。东来后，其和谐之“乐”却能自然重生。这不得不令我们好奇反思。
生活在丝路文化多样景观中的人们，自觉或自然地践行着多样性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在政治、经济、生产、生活、信仰、技术等各种音符的交响中，在你、我、他之间，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之中，在人与自然地互动中，以没有休止符的状态，造就了这一人类文明史上最为驳杂、最为壮观、最为绮丽的文化存在。这种历史和现实的存在最为形象的一个例证，便是“笙”的西去与东来。
今天以中国古老“笙”的发音之“道”，成为人类普世之“艺”的手风琴。正告诉人们一个简单的道理：朝代更迭、社会巨变、困惑与纠结、竞争与博弈，所有这些作用于个人、社区、族群、民族之间的“是非曲直”，相对与永恒的文化之河，都不过是文化交汇与交流的过程。
在近几千年的历史时空中莱茵河畔的哲人伦理、尼罗河流域的神话传说、雅典圣殿的神明圣徒、南亚次大陆上荡漾的信度神明，还有始终往来无界的中原道德礼乐、俗教纲常，都随着丝路交往混杂，其中最大的地理空间，便是今天的新疆。缘于此，新疆被摩尔根认为是解读世界文明起源的钥匙、被季羡林先生论断为世界四大文明的唯一交融地。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文明唯一交融的广阔大地上如何去寻找这把开启人类原初智慧的钥匙呢？
艺术不是唯一的选择，但绝对是最佳的途径。“笙”与“手风琴”的千年流变，恰是最好的个案证明。“一个术语、意象在一种文化整体结构中的位置不同，它在民族文化记忆和民族文化发展中的功能就不同。”“笙”西去后，其意象与位置乃至结构都发生了绝对变化，其在中国传统历史上的“仪式”之用及其不断被经典的象征意义，烟消云散。然而，其本身的簧片的发声之“道”，却作为一种根性的生长之因，创造出“崭新”的意象、功能、位置与结构，进而又在交流的推波助澜中，成为一种世界性的键盘乐器，在其伴随丝路东来后，这个“崭新”的“手风琴”又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入丝路大地、焕发出古老而新鲜的仪式之“乐”。
如果认可我前文所说，丝路的文明最主要的特质在于交流、交融。那么乐舞艺术就是丝路文明橱窗中，最精美、最突出、最迷人的文化象征。我坚信，这里边一定隐含着某种天意和玄机，让我们一读再读。
结语
“文化自一产生便具有了交流性，文化的交流性推动着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中国古老的“笙”，沿着丝绸之路的商道在传教士的怀抱里，从东方走到西方，在欧洲、大洋洲、美洲、中亚都留下了丰富多彩的足迹，而那些深浅不一的足迹里，难觅笙的真形只听笙的真声，流光溢彩的步伐中，都是“崭新”的手风琴。及至今天，在中国、俄罗斯、欧洲诸国，美洲大地，手风琴依然传递着古老中国上千年的发声之“道”、呼唤着人类可以预见的未来。如果我们认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动力。越是异性、异质的文化，互补性也就越强。”那么，“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就是西去“笙”、东来“手风琴”不断延宕的历史智慧；如果我们认可“人们既然从各自所处的不同的自然生存环境中获得物质生活资料，当然也就不免因此而获得不同的秉性和不同的精神面貌。”的观点，那么笙古老的发声之“道”延宕至今的生命动力便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历史哲思。
习总书记指出“人类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笙的西出与手风琴的东来，作为人类文化交流最为代表性的乐器之一，穿越历史晨雾、走过岁月尘埃，依然吹奏在今天丝路经济带上每一个美丽的国度，这份千年流淌的智慧、这个绵亘千年的声音，恰恰生动讲述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繁衍生息的精神密码，恰恰生动弹奏着“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人类和平的心灵故事。
中国笙的西去与西方手风琴的东来的事实，说明丝绸之路的交流交往互鉴不仅具有历史智慧和意义，更会具有光明灿烂的现实与未来。展开世界视野，继承历史智慧是丝绸之路留下的宝贵精神与物质遗产，传承好发扬好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作者简介：张欢，上海音乐学院亚欧音乐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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